曾几何时，鼓吹“取消中医”之声泛滥于世。又几度，中医界智能之士奋起反击。你来我往，硝烟弥漫…… 对于“取消中医”的不经之谈，姑且不去讨论。当我们退而反思中医界本身的问题时，不难发现针对中医的一些不经之论并非空穴来风，本身修行不够也直接对中医逆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修身立德，提高技能，最终成为大医，是每一个中医人的追求。可是，我们距离大医究竟有多远呢？唐代著名医学大家孙思邈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功垂百世、德著千秋的苍生大医。他将“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篇置于其所著《千金要方》的卷首，就是要告诫后学应以“大医”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向着“大医”的方向不断地努力。这两篇是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可是，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中，今天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前人谆谆的教诲？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身体力行，将“大医”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呢？当今，“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突出”已经成为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每一个从业的医者都应仔细审视自己和大医的真正距离，以警戒和提高职业操守，努力构建社会的和谐。而那些“居庙堂之高者”也应反思一下，为何当今中医界“大医”难觅。是麾下不努力，还是没有成长的沃土；是机制亦或是人治。领导者又应怎样改变现状呢？
大医，要掌握扎实的中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开卷第一篇《大医习业》中明确指出，要想成为“大医”，首先必须掌握扎实的中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并能达到精通、熟练的程度。但这并不是要我们皓首穷经，而是要吸取其中的精髓为我所用。
目前，中医院校课程设置“西化”倾向明显，淡化了中医学特色。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更是偏向于“西医化学术”。中医学内涵丰富，不仅与生物学相关，而且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也密切相关。因此，要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加强文医或理医结合。课程设置上，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的同时，也应强化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
另外，教学方法有待改进。我国的学位条例上规定，学士水平应该达到“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而被誉为“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的张锡纯曾这样自豪地总结自己的教学效果：“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这两个标准似乎不相上下，但实际上，当今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中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行道救人”的？为什么在过去跟师三年就能自己开业看病，而今天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别说五年的本科，就是研究生毕业，到了临床很多人也是一片茫然，面对患者仍然感到无从下手，还得跟着上级医师再从头开始摸索？同样是学习中医，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异？关键还是在于教学方法！
当今的中医教育界，借鉴自西医院校的学院式教育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大学逐年的扩招，甚至连研究生教育也日益趋向于“大拨轰”，一个导师可以同时带十几个硕士、博士。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已经不可能奢望中医院校本科阶段的教育能够达到多高的水平，那么研究生教育呢？再缩小一下范围，中医临床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能否借鉴师承教育的方式，不要让学生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做动物实验，收集客观指标上，而是更注重他们中医临床诊治疾病水平的培养？难道说几千年来，中医学通过临床在多少亿人身上实践的成果不可信，而只有在几十只小老鼠等动物身上的得出的实验结果才是可信的吗？
要努力培养大众对中医应有的自信。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卫生保健一直依靠的是中医。西医传入我国不过是近百年的事。然而，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在打破旧世界的同时，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虽然制定了一些扶持中医的政策，但从国家整体的医疗布局以及医疗政策的制定层面上来看，西医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医则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近年来，中医西化的趋势更是愈演愈烈。在西医盛行的今天，中医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过时的，是伪科学，应该从国家的医疗体系中剔除出去的。我们的国人缺乏一种内源性的自信，无法正确评价我们自己民族的宝贵财富。有病先去看西医，西医没办法了再来中医这试试。这种看病的流程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势。即使来看中医，患者往往也是带着一种半信半疑的心理在试探和考问中医大夫。西医的主导地位对大众的心理影响是不容质疑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国家医疗政策导向是分不开的。政策本身的重西轻中，势必对中医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仅以病例书写为例，中医病历必须同时写中西医两个诊断，这说明连我们中医药制度的制定者本身都对单纯的中医诊断没有信心。这种由上至下所传达的信息，使得大众对中医越来越缺乏信心。在中医院的病房中，中医治疗措施已经日趋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大量的应用西药，医生讨论的更多的是西医的问题，大家比的不是谁的中医辨证思路更贴近病情的实质，谁的中药处方更精到，而是谁对层出不穷的抗生素、降压药、降脂药…药名掌握的最多。放着自己的特色、长处不去充分的发挥，反而如邯郸学步一样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最终只能落得个不伦不类。在中医病房呆过几年以后，许多年青医生的信心越发的消磨待尽，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失望，这样长此以往，专业思想如何能牢固？真正称得上根植于祖国传统医学土壤中的“大医”只会越来越少。
中医执业者本身不信任中医又如何能够成为大医？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颜德馨先生说：“墨子说‘志不坚智不达’，如果对一门学问没有信心，怎么可能学好它呢？怎么可能在遇到重大疑难时排除万难迎头而上呢？而攻克疑难、解决疑难正是中医学在五千年历史中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学中医的、搞中西医结合的对中医没有信心，说到底是传统文化在远离我们。中医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但随着西方文化科技的冲击，现在的人们忽视甚至拒绝传统的东西，而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持，中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大医，要涉猎群书博古通今。中医学的内涵不是仅仅是自然科学可以涵盖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土壤，儒道佛多元人文观的融合，使中医学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独特学术特点和传统人文关怀的学科体系。无论是其主导观念、基本范畴，还是理论体系、操作方法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人文文化的烙印。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广泛地吸纳了天文、气象、历法、物候等多学科知识，将其有机地与医学知识整合在一起，并对各学科进行了新的阐释。要想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中医学的发展轨迹，就必须理解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多学科性质，从不同的视角去挖掘中医理论所蕴涵的文化因子。
大医，要具有高尚的医德。中医历来就非常重视医德。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形成了中医医德的思想内核，从医者的仁爱、自律到医患关系，儒家伦理对规范医者道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医本仁术”，“仁”是什么?按照《论语·颜渊》中所讲，就是“爱人”。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中，特意将高尚的医德作为大医的基本素养来强调，其中提出的许多具体要求，如对患者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全力救护，排除杂念，不可以医疗技术作为获取钱财的手段等，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最突社会问题的今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的呼声日渐高涨，只有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政府投入，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使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真正的体现出来，才能从根源上切断以药养医、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现状，为高尚医德的重建和“大医”的出现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
知耻而后进，勇也。当我们认清了自己与“大医”的距离，当我们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距离真正的“大医”如此的遥远，我们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有了人生的目标！
在这个“大医”罕见的时代，让我们一起呼唤“大医”！
